本文转自：湖南日报
曾俊霖
近年来，中国体育版图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，莫过于一场根植乡土深处的足球热潮。以贵州“村超”为起点，这股草根体育的浪潮迅速冲破地域界限，向省级、城市级赛事全面扩散——“苏超”“湘超”“赣超”等省级联赛密集涌现，深圳“街超”等城市赛事蓬勃兴起。从“村超”到“省超”再到“街超”，这不仅是中国社会足球格局的重塑，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自信、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实验。
从“星星之火”到“燎原之势”。“村超”的火爆并非无源之水。在贵州榕江，足球有着近百年的传承，全县近13%的人口会踢球，“村村有球队”的群众基础为赛事爆发提供了先决条件。2023年夏天，这场没有职业球员、没有天价赞助、奖品是小黄牛和猪蹄的乡村联赛，凭借其纯粹的热爱与乡土气息，迅速成为全网焦点。三年间，赛事规模从20支球队扩张至百余支，并成功实现从榕江“一枝独秀”到全省“百花齐放”的跨越，构建起“县县踢村超”的省级IP格局。
如果说“村超”是草根足球的星星之火，那么“省超”的全面爆发则预示着燎原之势。2025年，江苏“苏超”一马当先，13个地级市组队角逐，观众人数屡破业余赛事纪录；紧随其后的“湘超”“赣超”等，虽多由体育部门主导，在组织逻辑上不同于村民自发的“村超”，但同样秉持了“全民参与、全民狂欢”的内核，让足球真正回归群众，强化了区域文化的认同感。
城市治理的新样本：深圳“街超”。在这一宏大的草根足球图景中，深圳“街超”的探索尤为引人深思。与植根乡土熟人社会的“村超”不同，“街超”诞生于人口高度流动的超大城市，直面的是陌生人社会的原子化困境。
始于坪山的深圳“街超”，以街道为最小参赛单位，除现役职业球员外，外卖员、程序员、教师等同场竞技，实现了零门槛开放。其核心使命不仅是竞技，更是重建社区归属感。赛事构建了“超街坊·超鹏友·超未来”三大体系：“超街坊”唤醒邻里联结，“超鹏友”联动湾区公益，“超未来”深耕青训。通过将麒麟舞、英歌舞等非遗融入中场展演，配套数字化小程序打通文旅消费，“街超”探索出一条“体育+治理+文旅”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径。
2024年，深圳“街超”明星队赴贵州榕江与“村超”冠军队进行友谊赛，更是东西部草根足球联动与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。至此，以“村超”为乡土范本、“街超”为城市范本、“省超”为区域统筹范本，中国社会足球从村级、街道级到省级的五级行政区划赛事体系渐趋完整。
媒介赋能与文化自信的表达。“村超”现象的出圈，密码在于数字媒介的深度赋能。赛事构建了“官方主导+全民参与+媒体共创”的传播生态，政府以自媒体形式运作，培育数万个乡村新媒体账号，使传播从“组织发动”走向“全民自觉”。内容上，它跳出宏大叙事，聚焦95岁侗家奶奶、热情拉拉队等具体人物，将侗族大歌、苗绣等文化符号自然融入，实现了“文化可感化”。技术手段上降低门槛，更让每个游客都成为传播节点，完成了从“流量爆发”到“价值沉淀”的转化。
这种传播背后，是深沉的文化自信。赛场上是竞技，赛场外是生活。酸汤鱼的香气、苗绣的精美、芦笙舞的欢腾，让“村超”成为展示乡土中国风貌的窗口。它没有刻意迎合外界审美，而是用最真实的烟火气，诠释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完成了从“被展示”到“被感知”的转变。
经济增量与社会治理的双赢。足球之外，“村超”与“街超”更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。榕江县曾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县之一，凭借赛事累计接待游客超270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破百亿，村集体经济翻番，走出了一条“体育+文旅+农业”的融合之路。深圳“街超”则通过赛事引流，串联商圈与景区，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。
更重要的是其治理价值。在乡村，“村超”以情感联结重塑社区公共性，催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；在城市，“街超”以足球为媒介打破邻里隔阂，验证了“情感治理”的有效性。这启示我们，真正的治理活力往往来源于民间，有效的治理需要政府与群众的“同频共振”。
从泥土中生长，在城市中扎根。这场自下而上的足球实践，不仅破解了中国社会足球“关注度高但参与度低”的困境，更为乡村振兴与城市治理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。
（作者单位：深圳市宝安区第一外国语学校）